品读 | 你知道勃拉姆斯最爱的咖啡馆是哪家吗？
橄榄古典音乐“深阅读” 请关注每周六第二条
文：陈思圆，配图：来自网络
本文摘自《橄榄古典音乐》杂志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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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种种烦恼，这里一桩，那里一桩——去咖啡馆！
她也许来不了，有种种理由，不管嘴再巧——去咖啡馆！
你磨破了靴子成两瓣儿——咖啡馆！
你月入四百克朗，透支五百——咖啡馆！
你省吃俭用，一毛不拔——咖啡馆！
你是小职员，本想做医生——咖啡馆！
你找不到女伴，跟你天生一对——咖啡馆！
你濒临崩溃，下一秒就自尽——咖啡馆！
你厌弃世人，却离不了他们——咖啡馆！
没人没地儿可赊欠的穷光蛋——咖啡馆！”
——彼得•艾顿伯格（Peter-Altenberg）《咖啡馆》
在哈布斯堡帝国土地的每一个大小城镇，总有一家维也纳咖啡馆，里面有大理石桌和天鹅绒曲木椅，墙上的曲木藤摇报架上挂着《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和各种本地报纸……柜台后面坐着性感撩人的束发女收银员，附近隐隐可见面无表情的侍应领班，只要一听到“先生（Herr Ober），结账！”就会立刻从客人的视线里消失。吧台服务员偶尔会走开，但出现在你的视线时总是准备就绪，决不会留下任何匆忙慌乱的印象。时候一到，侍应安静地端出叮当作响的银盘到你的桌前，上面是一杯满满的玻璃水杯。这时，维也纳人会用外国人听不懂的密语下单：‘eine Melange mehr licht’, ‘eine Teeschale Braun’, ‘eine Schale Geld passiert’.（均为咖啡名）
一位十九世纪末的作家这样形容维也纳咖啡馆：“有时它是起居室，有时它是流浪汉的帐篷，天寒地冻时它是穷人的避风港。”自从1683年波兰人柯奇斯基（Kolschitzky）在维也纳开了第一家咖啡馆，咖啡馆就成为维也纳人的第二个家。他们在里面阅读，写作，看报纸，见朋友，玩游戏，谈八卦，消磨时光，从早晨逗留到深夜。这种咖啡馆氛围，维也纳人把它叫做“Gemutlichkeit”，形容一种幸福感，带着酒足饭饱的惬意，有志趣相投的朋友陪伴，不用特意社交，舒适地做自己。
十九世纪的维也纳艺术家、音乐家、诗人、政治家、剧作家、演员、知识分子总是与咖啡馆相伴。作家彼得•艾顿伯格是中央咖啡馆（Café Central）的代言人；弗洛伊德是郎特曼咖啡馆（Café Landtmann）的常客；约翰•施特劳斯在多麦尔咖啡馆（Dommayer Café）介绍他的华尔兹新作；贝多芬在普拉特公园（Prater amusement park）附近的咖啡馆亲自演奏他的B大调钢琴三重奏，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还有一家名叫“红刺猬”（Zum Roten Igel）的咖啡馆。它是“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的演奏厅旧址，在1870年维也纳金色大厅落成以前，协会的音乐会常常在这里举行。这个成立于1812年的机构在19世纪维也纳音乐生活占据了中心地位，奥地利最重要的音乐家们均与它息息相关。舒曼、舒伯特、门德尔松都是它的常客。
不过在众多音乐家中，与“红刺猬”渊源最深并使其声名远播的，是当时作为该协会乐团与合唱团艺术总监的勃拉姆斯。
奥地利剪影艺术家奥托·伯勒尔有一幅著名的剪影画
画的就是勃拉姆斯与红刺猬
奥地利剪影艺术家奥托•伯勒尔（Otto Böhler）有一幅著名的剪影画，上面是一个戴帽子、穿大衣的男人的侧影。他的胡须凌乱茂密，身躯庞大，叼着雪茄，双手负背，昂首挺胸地向前迈步，身边跟着一只红色的小刺猬——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勃拉姆斯。
彼时看起来大腹便便的勃拉姆斯已步入中年，不再是他年轻时代那副标志性肖像上风流倜傥的模样。那时他已经离开了克拉拉•舒曼——虽然克拉拉对他而言是理想女性的典范，合妻子、母亲、音乐家为一体。1856年舒曼去世后，他给予克拉拉无微不至的照顾，但他们终究还是厘清了彼此的关系，勃拉姆斯表示自己无意娶克拉拉或任何女子为妻。
不过说起来，勃拉姆斯与维也纳的缘分还是始于几个维也纳女子。在他眼里，维也纳女孩与北德女孩很不一样，有着特有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令勃拉姆斯深深着迷，也令他对养育她们的一方水土心生向往。1862年9月，将近三十岁的勃拉姆斯初访维也纳，在当地广交好友，很快融入了当地音乐圈。他加入了“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的音乐学院，举行了一系列独奏和室内乐音乐会，其中作于1861年的两部作品《亨德尔主题变奏曲》op.24与《G小调钢琴四重奏》op. 25，特别受维也纳听众欢迎。1872年，他在汉堡的父亲去世，将近四十岁的勃拉姆斯接受了协会乐团与合唱团艺术总监的工作邀请，正式定居维也纳——这也标志着勃拉姆斯在当时维也纳音乐圈的主流地位。
勃拉姆斯在维也纳的家
“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前往咖啡馆的路上。”彼得•艾顿伯格的这句名言形容勃拉姆斯也颇为合适。在维也纳安家后，勃拉姆斯每日的生活节奏很规律。他起床很早，喜欢自己做早餐，煮他最爱的咖啡。上午时间主要用来工作，午餐则雷打不动地在红刺猬咖啡馆用餐。
红刺猬的食物质量上乘，价格平民，勃拉姆斯总是很自豪自己能用较低的价钱吃到美味佳肴。卡尔•盖林格尔（Karl Geiringer）在他的勃拉姆斯传记《Brahms: His Life and Work》中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当自己一个人来红刺猬时，他会去事先预约好的主厅——特地避开高官出没的“优雅餐厅”，而选择平凡的“普通餐厅”。通常，他会坐在窗帘后边的位子，或者干脆坐在外面的花园享受好天气。如果是和朋友来，他们就会去后方的特别包厢，包厢的上方是筒形天花板，餐桌能坐六个人左右。
午餐时，他会点最简单的食物，比如匈牙利炖牛肉，或烤牛肉、烤猪肉，再来一两杯啤酒，或1/4公升菲特尔酒。作为特别贵宾，餐厅总是会为他准备一小桶藏在酒窖里的匈牙利葡萄酒。吃完午餐，他常常会散步去海利奇思豪夫咖啡馆（Café Heinrichshof），喝一杯摩卡，读报纸，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打个盹，经过的游客会在窗外盯着他著名的胡子看。如果是风和日丽的夏日，他常常会去维也纳城市公园的户外俱乐部散步。平日下午则继续工作，或应酬。到了夜晚，他会顺便去公寓附近的红刺猬再喝一杯摩卡——这似乎从来没影响过他的睡眠。
勃拉姆斯对红刺猬咖啡馆的偏爱全城皆知。他喜欢拿自己跟它的亲密关系开玩笑。他亲昵地叫它“prickly pet”，并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只小刺猬。他也很忠诚，吃午餐除了它哪里也不去，甚至在夏日度假时，他还呼吸着对小刺猬“温柔渴望的轻叹”。在给好友马里•布鲁尔（Marie Brull）的信中，他戏谑地写道：“这周六罗特根先生和他的妹妹来。他们很期待见到我，也很期待在红刺猬的午餐。你难道不想加入我们这两只‘小刺猬’吗？”
很快，红刺猬咖啡馆成为维也纳音乐圈的聚集点，甚至当时的伯爵领主（the Landgrave of Hesse）为了与勃拉姆斯一起进餐，也经常光顾它。咖啡馆的特别包厢也因此成为维也纳非正式的艺术中心，种种音乐事务都在这里商量、讨论、敲板。
在维也纳，勃拉姆斯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长久以来，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与交响曲的阴影笼罩着他，他前后写过20首弦乐四重奏，均因不满意而丢弃，而第一交响曲从1862年就开始构思，迟迟无法完稿。直至1873年，他终于写出令他满意的第一弦乐四重奏op.51（C小调和A小调），而到1876年，十四年后，他终于完成了第一交响曲，紧接着下一年又迅速完成了第二交响曲。
▼勃拉姆斯第一弦乐四重奏:C小调
▼勃拉姆斯第一弦乐四重奏:A小调
“到处都是勃拉姆斯。”正如乐评人瓦尔特尼曼（Walter Niemann）在1912年所言，从1880年起，勃拉姆斯的音乐成为年轻作曲家们的模范，奥地利和德国的音乐学院弥漫着勃拉姆斯之“雾”。
奥地利指挥菲利克斯•魏因加特纳（Felix Weingartner）某次在维也纳指挥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音乐会结束后与作曲家在红刺猬就餐。他回忆道：“这个夜晚的会面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的交响曲在音乐会上取得巨大成功。‘我喜欢你对我作品的理解。’当我们在红刺猬的特别餐桌会面，我一进来，他就从他的椅子上站起，跟我有力地握手，一直站着，直到我坐下。霍伊贝格尔（Richard Heuberger）告诉我，这意味着他特别满意。他悄悄说：‘一旦他拿着啤酒坐下了，可不是这么容易就站起来的人。你一定让他超级满意。’我们的话题渐渐转到贝多芬和他的第八交响曲，今晚也演了这首曲子。勃拉姆斯质疑谐谑曲三重奏（Trio）某个段落的准确性，我向他保证我已经皇家柏林图书馆查过了，后来我的确去查了，并且给了他想要的信息。他的质疑被证实是不成立的。”
这段时期也是茨威格自传《昨日的世界》中经常梦回的童年：“城市边缘的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巨流之中，有的面向着辽阔的平原，有的散落在园圃和田野，有的分布在树木葱郁的阿尔卑斯山最后余脉的不陡的山岗上；人们几乎感觉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的起端；两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如果住在维也纳的人没有那样一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那样一种对安逸舒适生活的享受意识和审美意识，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茨威格本人和勃拉姆斯也有过一面之缘。据他回忆，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有一次被介绍给勃拉姆斯，勃拉姆斯友好地拍了拍他肩膀，令他受宠若惊，神魂颠倒了好几天。
然而，这是世纪末（fin-de-siecle）维也纳最后的片刻安宁。翻过这一页，就看到这座城的命运：“末日的阴影笼罩了整个世界，剧烈盘旋于德国的头顶，而在目前的衰亡中心，奥地利，却云淡风轻。因为飓风的中央总是受平静的风眼所掌控。”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曾这样写道，“这座城是一个梦，而帝王是梦中之梦。”
1895年五月的一个夜晚，红刺猬咖啡馆气氛严峻。基督教社会党上台，由农民、工人以及斯拉夫民族支持的反犹天主教徒卡尔•鲁格被选为维也纳副市长，彻底结束了自由党的统治。这意味维也纳迟早将推行反犹政策，直至希特勒上台。勃拉姆斯对此极其愤怒，他是坚决的自由主义者，代表维也纳传统中产阶级，他隔着桌子对他的朋友们咆哮：“几年前我不是就告诉过你们这件事会发生！你们却嘲笑我，其他人也是。现在它发生了！如果有‘反教权党’，那还说得通！但反犹主义真是疯了！”
讽刺的是，就在勃拉姆斯去世前不久，他厌恶的鲁格冲破约瑟夫皇帝的反对被选为市长，并且以市长的身份参加了他的葬礼。自由主义者已经被现代群众运动、基督徒、反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彻底击垮。“人们听到的不是欢快的华尔兹，而是暴民们情绪激动的喧嚷，还有警察驱散敌对势力的叫喊。”
同样是这年春天，包括克林姆特（Gustav Klimt）在内的四位成员从艺术之家（Kunstlerhaus）退出，组成了维也纳分离派（the Secession），半年后，马勒成为维也纳宫廷歌剧院（the Hofoper）的艺术总监。自由主义信仰破灭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被生命无常感笼罩，不再相信理想、道德和进步，退入探索内心世界，形成了沉迷于艺术与感官的绮丽风格。曾经象征歌舞升平的维也纳华尔兹，现在却向混乱四溅的碎片快速旋转，成为疯癫的死亡之舞。
1862年至1897年的维也纳，正如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场白：“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这是智慧的世代，这是愚蠢的世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正前往天堂，我们正前往相反的地方。”
维也纳的咖啡馆见证了时代的浮光掠影，繁华梦落。红刺猬咖啡馆在一战时被毁，却在二零零六年复活。伦敦海格特站（Highgate Tube Station）对面开了家红刺猬咖啡馆（The Red Hedgehog），既是小型音乐厅和剧场，也是消磨时光的好地方，不知里面的顾客恍惚间是否梦到勃拉姆斯的维也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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